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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情景喜剧，就不能不提到英达和《我爱我家》，正是这个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中国情景喜剧之父”的人把“情景喜剧”带到中国。

1992年，美国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拍完最后一集。同年底，英达、王朔与已故剧作家梁左共同策划了《我爱我家》。10年后，根据中国情景喜剧网的调查，这两部情景剧仍然是中国最受欢迎情景喜剧的前两名。

《我爱我家》的成功让很多人看到了情景喜剧的辉煌未来和巨大的市场潜力，然而，十余年后的今天，当大家再度回首十余年来的过往，才惊异的发现《我爱我家》几乎成为了中国情景喜剧的一座丰碑——这部中国情景喜剧的开山之作似乎高大的再难逾越——是什么使《我爱我家》达到了如此高度?

英达曾经在南方周末对其的访问中提到：“王朔的风格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而那些细节性的身材式的大的风格都是梁左建立的。我呢，是梁左的合作者中最能体现他这种风格的。要说我们三个人的关系，那就是王朔是策划，梁左是编剧，我是导演。”

在中国情景喜剧的发展史上，这三个人似乎是永远也避不开的，正是这三人的合作才使得中国情景喜剧的起点抬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这里面王朔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情景喜剧背后的影子——王朔。王朔的说话方式、对城市的解读方式、以及他勾画出来的价值观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人、说话方式、价值观。文化巨人需要寻找他阐述文化观的一个通道，恰逢其时的英达从国外带回情景喜剧，这种方式特别适合表达王朔的价值观和对文化观的颠覆。恰恰情景喜剧又吻合了当时的社会。九十年代初正是社会发展和人的观念逐渐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迅速和人观念的转变在越来越多的发生着冲突——这种冲突更多地体现在老中青三代人对于社会的看法上，在于不同年龄层人群的社会价值观的不同上，当这种冲突被以一种夸张的甚至带着荒诞的喜剧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能够引起人的共鸣。可以说，文化的内核是《我爱我家》得以超越之后所有的情景喜剧的关键。

编剧：梁左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去怀念的人。情景喜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喜剧还在于其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以语言为主要的笑料，以语言取胜。那么对白就是重中之重。梁左对于《我爱我家》剧本的创作可圈可点，浓重的北京方言，使这个故事发生的城市背景被强烈的显现了出来。经典台词数不胜数，这些台词在很大程度上成功的塑造了整部剧中的人物性格：傅鸣老人的自大和官气十足、贾志新的不靠谱不着调、贾媛媛的早熟……几乎都是在台词上体现出来的。可以说，没有了这些笑料十足而又极具个性化的台词，就不可能有这么深入人心的《我爱我家》。

最后说导演：英达在听到《新闻周刊》对他的评价之后曾经风趣地说：“我啊，应该是中国情景喜剧之爹地。”1992年，英达从美国回来，带着他的情景喜剧创作理念，在遇到王朔之后，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中国情景喜剧的开上之作就这样面世了。先不论英达之后的情景喜剧创作如何，他对于情景喜剧的情有独钟是其他导演所不能比拟的，被誉为中国情景喜剧的“爹地”也是当之无愧的。在《我爱我家》的整体把握上，他完全的保留了中国人对于事物的看法和视角，使情景喜剧在登陆中国之后就迅速的本土化，围绕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家庭观念——也许大家仔细想想就可以发现近来受人欢迎的情景喜剧几乎都是围绕家庭和邻里关系展开的：《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都如是。这与中国人传统中对于血缘家族的重视是有关系的——可以说，《我爱我家》之多以长盛不衰的原因，多多少少与其贴近传统价值观有关。

对比于之后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她的俗并不是庸俗和低俗，她的俗在于大中能够很容易的融入他所创造的情景，老中青三代人，似乎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国事家事大事小事，似乎每一个家庭都能在其中看到那些似曾相识的鸡毛蒜皮。他是夸张的但又不让人感到突兀，对于一部情景喜剧来说，笑料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更大范围上的戏剧来说，能够真正引起人们共鸣的东西才是最深入人心的东西。英达和王朔选择用家的题材来完成情景喜剧的开上之作，在现在看来，是无比正确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爱我家》中的音乐，当时给笔者的感觉是颇深的——一部情景喜剧却用如此深情的音乐作为主题曲，是颇让人深思的一件事——这就与中国人对于家庭的重视有关——即使表现的手法再调侃再夸张，“家”在中国人的心中依然是一个不变的主题，而剧中的音乐正印证着主创人员对于这部喜剧的看法和定位，正是这种对传统观念的尊重，使得《我爱我家》至今为止都被人们奉为中国情景喜剧的经典之作。

最后，闲话一下中国情景喜剧的现状：现在国内的情景喜剧大有泛滥的倾向，而真正深入人心的作品却越来越少。这与现在的情景喜剧普遍的低成本低投资有关，低投资直接带来的效应就是剧本的质量下降，英达曾经毫不客气的说过：“现在能给编剧的最多只有1万元1集，这在电视圈算是很低的稿酬，而喜剧又特别不好写。要是我1集能给编剧10万元甚至更多，要是一个编剧一年就写一集，试想那一集该有多精彩啊！中国的情景喜剧已经走进低成本的怪圈，短期之内不可能走出来。”反观美国，这个情景喜剧的发源地，走的是工业化的制作之路，分工非常细致，光写作班子，就庞大而明细，包括独立的策划人员、搭建故事的编剧、专为某个主角写台词的台词作者，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添加笑料的笑料作者。其制作经费对中国的制作公司而言更是天文数字，据称，一集《六人行》的后期制作成本就达1000万美元。高投入收获的是高收益，情景喜剧在美国是除电影之外最受欢迎的影视剧，在黄金时段的播出量仅次于电影。据《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介绍，《老友记》大结局的广告售价高达30秒200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的制作公司所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情景喜剧现今正在进入一个怪圈，没有高投入就没有好剧本，没有好剧本就没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品局不可能得到高回报——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观众只会把无数次的期待转为对此类作品的审美疲劳，中国的情景喜剧不解决这个问题，前途堪忧。

“希腊精神”与“信、望、爱”
                                       ——谈两希文明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是与东方相对的，然而在意义上，却不仅仅是地理方位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意识上的差异。
一般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两希文明——即希腊与希伯来，前者留给后人丰富的文学艺术典范和赋予他们深刻的自由民主的人本主义思想，而后者则奠定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准则。

 

希腊精神

所谓“希腊精神”，是古希腊所体现出的一切精神特征，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
古希腊文化首先是城邦制度的文化。城邦是古希腊的国家组织形式，古希腊人的一切活动都围绕城邦制度展开。在希腊，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土地不够肥沃，很难出现一支强大的政权来对整个地区进行统一。 因此古希腊的城邦多是纤芥之邦，然而却是一个个具有独立的政治生活、自足的经济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共同体。城邦的每一个成员之间都存在着一种认同感和亲近感，因而，致力于社会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统一便成了古希腊城邦每个公民的基本信念。
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说：“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1]由于希腊邻近海洋和地处欧亚非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海上贸易往来十分发达，贸易的集散地逐渐形成。为防止外来者的入侵掠夺，渐渐组织起防御工事和政府，这就是城邦的雏形。其贸易集散地的性质决定其以氏族血缘为基础，以村落为核心的宗法制逐渐变得松散，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公民个人劳动和权利的城邦制度。希腊城邦制度的核心是民主制度。希腊奉行民主制度， 由于有了民主政治，当时的雅典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它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和发展了公民的个性，这为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文化的发展有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古典时代，希腊的民主制度体现在公民大会上，由成年男子组成的公民大会选举出服务于城邦的公职人员，并决定城邦的活动、战争。所有的决定都进行投票表决，可以说，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在雅典已经初见端倪。同时，成年男子还担负着为国征战的使命。希腊的城邦制——尤其是公民大会制度，构成了希腊民主的核心。
同时，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也充分的体现于民主和自由的空气中，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个人的作用不断得到体现，因而也就不断强化了对个人价值、个人主义与个人尊严的信念，以至到了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那里，更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2]这个命题，成为希腊世界理性思潮中的一面旗帜。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曾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3]这就使人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指导了古希腊一切有关于人本身以及人所处的环境——包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思考，使希腊文化上升到一个无法企及的理性高度；同时，也正是这种精神，指引了西方世界迈向现代化的道路，加速了它的步伐。

不仅如此，希腊的自由还来自于宗教文化的奠基。古希腊人是信仰神的，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和神庙，在克里特--迈希尼文明时期，神谕曾经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荷马史诗》就是当时宗教的折射，只不过由于宗教本身的消亡，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文学作品。希腊的神是人性化的神，有着与人相似的性格，他们同样有着七情六欲。这就使人们对神的演绎和调侃成为可能。希腊的宗教风气非常自由，甚至是开放的。它没有东方宗教那样森严、神秘和恐怖的感觉，也没有东方那样严厉的保守的僧侣阶层去竭力垄断教义的解释权和控制人们的思想，甚至迫害所谓“异端”。在这里，艺术家们在创作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满足自我表现的欲求，而绝不会受到祭司或寺院的干涉和迫害。这就使创作极大地丰富起来，从而达到了后世所不可企及的高度。“神人同性同形说”是希腊宗教思想的核心，他们认为神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不但具有人的形象，而且具有人的感情和经历。这就和君主专制国家“人的神化”不同，他们把皇帝提到神的境界，神则是至高无上的宇宙主宰。而希腊人则认为神和人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对神的看法，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日益加强，他们在信神的同时，更相信人的自身智慧和力量，重视现实世界，神话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希腊人的思考方式是理性的典范，至今为止仍然照耀整个西方世界。尼采曾说：“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哲学家是处在最敌对环境中的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他们不是隐伏潜行，就得起而抗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4]哲学、艺术、文学……西方的各种学科几乎都在希腊时期就奠定了高度的基础，创在了一种典范。除《理想国》（柏拉图），、《形而上学》与《工具论》（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论著外，尚有《伊里亚特》与《奥德赛》（荷马）、《伊索寓言》（伊索）、《几何学原理》（欧几里得）、《政治学》与《诗学》（亚里士多德）、《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俄狄浦斯壬》（索福克勒斯）、《美狄亚》（欧里庇得斯）、《鸟》（阿里斯托芬）、《历史》（希罗多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等等。借用中国文化学者冯天瑜创制的“文化元典”的概念，这些著作无疑是整个西方社会各个研究领域的“元典”。
冯天瑜所谓的文化元典即“这种典籍因其首创性及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在该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的指针”[5]这种传世的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的典籍，就是所谓的“文化元典”。
上述被列为元典的作品，无疑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与特点，它们的传世为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发展基础，产生了巨大与深远的影响。由它所孕育的“希腊民族精神”，经过世代的继承、充实、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到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并进而成为影响西方社会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传统，人类文明也就在这样的历程中不断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如果说上帝是基督教的信仰，那么希腊人的信仰就是知识，是自由民主的意志，是人本主义的思想。一切以人为本，是整个希腊精神的核心体现。而现代西方世界，也正是由于这种深藏于骨髓中的思想意识，才达到了今天的发展成就，因为他们真正地“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
可以说，希腊精神就是一种人的精神，它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信仰中的一部分——即关于个人权利、自由、民主和理性创造的信仰。这里所说的信仰是一种广义的信仰，与宗教信仰应有所差别。

 

 

信、望、爱

西方的宗教世界无疑是基督教的天下，这种中世纪以来就规范着人的所有思想的宗教，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它就是整个西方社会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标尺。
基督教是受犹太教的影响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是脱胎于犹太教。这两个宗教有着同一个源头——希伯来文明。
希伯来文明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宗教的精神，希伯来人创立犹太教，犹太教的元典《圣经》同时也是基督教的元典——即《圣经·旧约》。圣经所体现的精神更多的是关于“信、望、爱”的精神和一种契约的关系，这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关于《圣经》，首先要从《创世纪》谈起。与希腊人不同的，希伯来人认为世界是由一个神创造的，那个神就是上帝。奥地利学者雷利柏认为：圣经中的创造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说法，它使人们不再继续崇拜自然力量，以为上帝掌握这一切的领域，他“创造”了万物。所以人们信仰的是单一神，而不是像希腊人那样实行多神崇拜。由于人们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信仰上帝也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这样有利于道德标准的统一，同时，由于世界的来源是上帝的创造，而人是上帝依照自己的样子所造的，上帝赋予人权利去管理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所以自然界已不是一个不可认识的神秘的东西，这种认识加大了人去认识世界的信心和动力，雷利柏指出：“这样的宇宙很欢迎人们去研究它、管理它、欣赏它、保护它，而欧洲科学史的过程也证明了，创造论是通往现代科学的路，是古代自然崇拜的出路。”[6]
《圣经》对人的影响首先是来自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也就是“信”。一个人有了信仰，他就是无所畏惧的。而对上帝的信仰，就是构成这种无所畏惧的关键。在《圣经·出埃及记》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是全能的上帝，我坚定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我将伸出膀臂重重的惩罚埃及人，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重担”（《出埃及记》4：20—12：42）[7]在这里，上帝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首先是一种诚信的精神，坚定他的承诺。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可以获救的，只要按照上帝的指引，信任上帝。信仰中所隐藏的实际上是一种信任和契约的关系。这在摩西十诫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十诫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条：“不可杀人。” 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十诫所体现的不仅是上帝所订立的道德准则，更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所最终要实现的就是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所带给人的，就是在绝境中的希望。
在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直面死亡的时候，犹太人说：“让我们的牺牲换取和平繁荣的弥赛亚时代的早日到来吧！虽然历史超出了我们的理解，但上帝的约定是不变的。请相信，那一天总会到来。现在我们要把生命交给上帝了！”这就是犹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表现出来的对上帝的信仰。作为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也被关进过集中营。他这样对他纽约的朋友说：“我能在集中营中活下来，是因为我有求生的意志。但这个意志是上帝给我的，他是让我以学者的身份将其中痛苦的体验告诉全世界。”[8]这就是信仰使人无所畏惧的原因，因为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他给了人们希望，只要你心存相信。南非荷兰改革宗总会主席，安得烈·慕牧师曾教导人们：“当神将一个愿望放进你心里﹐他就会予以成就的。啊﹐这句话帮助了我﹐……现在﹐我愿意将同样一句话﹐奉告一头栽进绝望和怀疑的泥沼而无法自拔的弟兄姐妹﹕'神将一个愿望放进你的心里﹐他就会予以成就。'……我们虽然不免失败﹐不免有着余留的犯罪倾向﹐却仍要信靠他﹐赞美他﹐仍要相信﹐我们的神乐意住在我们里面﹔仍然要不停地期待他那格外丰富的恩惠。……”[9]当人们陷入绝境的时候，只要不放弃希望，上帝就告诉你他会予以你成就。这种希望使人渐渐有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因为一切都是以一个希望为前提的，只要希望不灭，成功就一定会到来，而这种希望正是缘于对上帝的信仰。
上帝还教导我们要爱世人，那就是如同上帝对我们的显现的爱，不自私为则，人牺牲自己、以仁慈待人，表现的是宽恕、包容、关心、服事别人。这种爱是从对上帝的爱扩大到对父母家人的爱，进而扩大到对是人的爱和对世界的爱。这种爱就是道德范畴的东西了，它要求人们尽力靠近上帝，并靠近有共同信仰的人。它所体现出来的慈善行为自是不必多说，这同时还体现了一种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哪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圣经》中所体现出的“信、望、爱”，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我们说在封建社会晚期，基督教的教条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人们纷纷要求回归希腊精神，但是基督教却并没有因此而灭亡。这是有原因的，基督教毕竟是统治中世纪的宗教，而且它的存在最关键的是让人有了一种现实上的宗教信仰。如果说希腊精神是人类信仰更深层次和更抽象地体现的话，那么《圣经》则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真实的膜拜对象，它使一切存在于意识更深层次的道德、思想、精神等具象化了，集中体现为神的意志，它把社会所要遵守的准则体现为神的精神，这无疑使这种准则权威化了，有利于人们去自觉地遵守，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因为这并不是什么人指定的监管会所要做的事，而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在我们的周围引领我们——自省、忏悔、为善、信任、不放弃希望、爱世人……

这就是两希文明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最集中的体现——信仰。一边是自由民主的人本主义精神，一边是“信、望、爱”宗教道德。这双方面的信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和他们所造就的现代社会。

还记得美国的喜剧电影修女也疯狂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场面，修女装扮的女主人公被追杀她的黑社会的人抓住，当他们要杀她的时候，却因为她身上穿着修女的衣服而不敢下手，甚至还和她一起做了祷告。这种表现手法未免带有夸大的成分，然而在发笑的同时，笔者一直在深思这样一件事情：信仰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信仰，那将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因为那就好像在黑夜中摸索，很容易迷路。信仰就是指路的明灯——无论是宗教上的还是普遍意义上的精神上的信仰。我们的祖先充满了拳拳的对儒的信仰，而我们的开国先烈又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实现了令中国独立自强的梦。然而现在的我们似乎做得不够，儒家文化所称道的礼仪道德似乎已经松散，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也许在某些人眼中看来，它至多也只不过是几本发了霉的教科书罢了。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它指引人的一切行为活动——它是人的内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体现。主义如果升级为信仰，那么它将是无坚不摧的，然而信仰如果只是主义，那么它最多也只不过是文化学者们用于研究的课题而已。信仰的危机已经被很多人所提及和重视，笔者并不是说人们都要去信教，但是信仰作为人的意识中最重要的东西，理应被人们所重视。没有信仰的时代就是所谓的黑暗时代，而没有信仰的民族也不可能成为强大的民族。这是我们所应该牢记的，也让我们以信仰共勉。

 

参考文献：
[1]《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卡尔·雅斯贝斯著，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2]普罗泰戈拉著作残篇D2、D3，《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3]《希腊文明》安邦纳著，第1卷,第42页。
[4]《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尼采著，商务印书馆
[5]《中华元典精神》冯天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雷利栢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圣经故事》学林出版社
[8]《犹太人为什么优秀》 手岛佑郎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9]《美好的证据》（网络版）国际通用网址：www.churchinmarlboro.org/introduction/murry.doc